島民工作室 Islanders Studio: 2011/12

2011年12月27日星期二

驅趕街友，我們憑什麼？

撰文/郭秀鈴（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本月十一日深夜台北街頭正經歷入冬以來的第一波強烈寒流，台北市公園路燈管理處在某市議員的市議會質詢與支持下派遣人員到龍山寺前公園以水柱驅趕街友，此舉引發後續台北民眾支持與反對兩種極端不同的聲音。

支持此舉的政府官員與民眾認為台北市龍山寺社區由於街友長期進駐使得鄰近區域環境髒亂、治安不良、地價低迷，他們將街友視為罪犯、髒亂，是製造治安死角與社區經濟停滯發展的始作俑者。必須透過大規模、有效率的法令與執法行動進行整頓、清潔、與掃除。

這樣的思維與行動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受主流社會所支持、具備總體社群所有資源與工具的全民政府，憑什麼驅趕街友？街友不是中華民國的公民（甚或是台北市市民）嗎？他們不是天地、父母所生所養的嗎？公共空間原本就應該是屬於所有人的，為何這些住在周遭有車、有房、有財產的既得利益中產階級（甚或理應「為民喉舌」的市議員）有權力要求國家機器驅逐既無資源、亦無遮風避雨場所的街友？難道一個人在喪失社會經濟資源之後便也同時被掠奪公民權力，不再具備基本的存活權？街友不等同於「罪犯」、髒亂不等同於「治安死角」或「疾病衛生問題」，這是在世界各先進國家輿論界早已被澄清的事實。十九世紀中期工業化後的歐美都會，在大量的城鄉流動後多面臨都市人口暴漲與貧富差距擴大的窘境，都會中產與上層階級曾經對於無產的街友屢次迫害，無論是拿破崙三世的巴黎或者納粹德國的柏林。而今邁入二十一世紀，持續性快速現代化、全球化的都會（包括北京、上海、倫敦、或許今日的台北）都在各式「國際化」大型活動，如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博覽會、世界花卉博覽會…等的舉辦過程中，以「美化市容」與「提昇市民生活品質」為名，將街友驅趕出公共空間。街頭、公共空間是全民的，如果這不是一個需要辯論的前提，那麼我們，無論是大多數或主流，都該將這個「公共」的空間還給所有人，而這「所有人」當然也毫無疑問地包括街友。作為一個號稱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我們如果不能對於社群中的弱勢伸出援手，起碼也該展現真實的公民素質，接受並尊重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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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2011年12月26日投稿至《自由時報》之「自由廣場」，未獲刊登。

2011/12/25遊民事件/白方糖下期講座與展覽預告

今年的聖誕夜令人心寒，

在寒冬灑水驅趕遊民是何等殘忍的行為？

遊民是一種社會現象，

用灑水將遊民驅趕，也只是將他們趕到看不見的地方，

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是非常自私且令人不解的做法，

白方糖曾經邀請芒草心協會的楊運生執行長

進行專題講座：人生─啟航、落魄、漂泊、停泊

楊運生曾於2009年獲得雲門舞集第五屆"流浪者計劃"補助，

赴日觀察大阪遊民生態與遊民機構的運作，

楊運生表示，遊民的流浪因素有千百種，失業、家境變故、身心障礙...等，

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遊民。

每輔導一名遊民脫離流浪，就是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但大部份民眾對於遊民相當排斥，也因此服務遊民的社工也只好"低調服務"，

有部份的遊民，甚至是高學歷的，能夠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

可能是在對岸投資破產，突然間一貧如洗，

或者是更生人，不被社會接受而失業，

或者其實有家有眷屬，但是做了無法挽回的事，認為無顏面對家人，

只好流落街頭，

他們大多不願意接受機構收留，為的只是不給別人添麻煩，

楊運生曾經接觸過一位已過世的遊民漫畫家"泊仔"，

曾經獨挑大梁繪製了一套四本的漫畫，

後來工作時壓傷手臂，便專心作畫，以此為業，

由於遇到作畫產業技術的變遷，對於電腦操作不熟悉，

再加上手繪漫畫製作大量移至中國，導致泊仔失業，只能偶爾接些插畫零工，

最後終於承受不住台北的高物價，將自己放逐，加入遊民的行列。

泊仔的畫作皆以黑白色.遊民議題為主，

後來由社工人員將他的畫作添上顏色

有感於遊民生活的無奈，泊仔寫下了一首詩，道出了所有遊民的心聲 :

沒錢/泊仔

更換意念求平凡

要得溫飽身平安

快意人生君莫貪

樂自心中富貴現

白方糖下期講座與展覽預告 :

白方糖畫廊暨島民工作室在明年1月6日下午2：30，

將有一場關於出走、流浪與邊界的對談講座，

免費開放民眾參與，

歡迎各位提前來電或來信預約報名，前來聆聽並交流彼此心得。

開幕對談－出走、流浪、與邊界對談
一、與談人：
郭秀鈴（藝術暨建築史學家與評論人）
娥冷‧魯魯安（原住民藝術家）
莊依琪（藝術家）

二、替代性朗讀：
關於流浪－方致評（文化工作者與藝評人）

三、音樂表演：
洪暐婷（建築設計師與彈唱表演者）

展覽論述：
I.出走
「流浪」從來都不曾是單純的。
流浪者的狀態約莫可歸類為自願地、非自願地、以及被迫地。這幾重差異有著不同的理由、不同的過程、與在社會國家層級上不同的身份，它們並非各自平行奔馳、毫無重合、交會、對話、與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在許多主體上，這些情境狀態往往同時並存發生。藝術家或動物，文化菁英或無產階級，困頓工農民或被迫害族裔，因為沒有安逸、安適的家，所以他們出走。該走、想走、不得不走、非走不可。出走，無論是精神上的或身體上的，是為了尋找一個可能/可以存活的向度。這個希冀往往是支撐生命繼續存活的根本動力，但這近似烏托邦理想國（Utopia）般可自在生活的空間與社群是否曾經或者在未來可能存在？要歷經多少夜的流浪、多少年的追尋才可覓得？抑或這完全安適與自得的境地其實並不可能？

II.流浪
希臘導演與劇作家賽奧‧安潔洛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在其電影作品《尤里西斯的凝視（Ulysses’ Gaze)》裡，透過因巴爾幹半島族裔混戰而離散他鄉的遊子之返鄉，在記憶與回憶的倒述（flashbacks）與當下現實的交疊間傾露流浪者的生命悲歌。德語族裔哲學文人赫爾曼‧赫塞（Hermann Hesse）在其小說作品《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裡，以年少時期釋迦牟尼在精神與身體上的流浪過程，闡述個體追尋與天地間達成精神和諧狀態的旅程。依循著這個流浪者的軌跡與傳承，藝術家莊依琪藉由對周遭流浪動物的觀察與照顧，在記載其邊緣生存的體態與神情的同時，思索流浪。工業城市、強勢主流的人類生態圈、不友善的排斥與迫害，被迫流浪者的生、活權力與空間何在？

III.邊界內外
被邊緣化的流浪者不具主流權力（土地、財富、社群支援等資源）、沒有話語權、更沒有歷史，他們的存在與不存在，從來只有在危及主流社群利益的時空才被以嫌惡與貶斥的視角（gaze）呈現。遊走於邊界內外，他們嘗試與主流溝通、協調、並嘗試妥協，但這些努力並不被認可，他們求生的掙扎、嘶吼、與墜落，被主流社群標示以「瘋狂」、「粗野」、「污染」、「疾病」、「拒絕被教化、被規訓」之名，在主流宣示權力與疆界的公眾遊行隊伍（mass parade）無限擴張的巡視過程中，被否定（negated）、瑣碎化（trivialized）、進而被定罪並處以死刑、送上火炬檯。